在此轮房地产调控中，恰恰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现状与中央的调控立场存在更多相似的地方，对中央调控政策的落实也最为彻底。
也就是说,中央通过行政长官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辖,特别行政区通过行政长官承担对中央负责的责任。但同时，由于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实践中规范行使行政法规制定权，有集行政权和立法权于一身之势，这就使得行政主导表现出行政强势、立法弱化、行政控制立法的特点。
[11]张倩孺：《试论科学施政与以人为本价值观的融合》，载《科学施政与制度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第314页。应当重视并认真研究如何健全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对行政权的控制与监督机制，推动行政主导体制有序、有效和规范运行。相反，如果司法权让位与行政权，倒有可能发生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之上的情形，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关键词: 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行政权;澳门特别行政区 分权与控权是现代宪政制度安排的一项核心内容。（一）完善立法监督机制 立法监督无疑是现行体制下最权威、也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
行政主导决不意味着行政独大甚至是行政专断，决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不要立法机关的监督制约，恰恰相反，越是实行行政主导，越是要强化立法监管的监督制约力度。[13]参见郭天武、孙末非：《澳门司法审查制度的存续理据和前景展望》，载《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区法制建设》，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年出版，第97-98页。如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一样，确实需要我们反问自己一句：行政行为的分类越多越好吗？总之，我们确实是应该认真地考虑：行政行为的分类究竟应该如何划分才是合理的？ (二)现有行政行为分类之症结 行政行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分类，原因是多方面的：1.对行政行为概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对行政行为的分类。
2.各子项之和须穷尽母项。二分法是一种特殊的划分方法。在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针对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针对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其诉讼管辖是有差异的。合法行政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是包含在行政行为中的一种矛盾，二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却又相互排斥。
遵循以上三条规则的分类，就能够把属于母项的任何一个事物划分到而且也只能划分到一个子项中，并且各个子项的关系是明确的。而对物行政行为是指确定物的公法性质的行为。
连续分类则是将一次划分所得的子项作为二次划分的母项再进行划分，并以此类推。(2)坚持宽泛主义的立场，回应公共行政对传统行政行为概念的挑战。一个好的定义应该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并可以此为依据来进行分类。[3]科学最基本的假设是，大自然本身是有秩序的，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这种秩序并且对世界进行秩序化的活动，而分类就是这种秩序化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4]318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称《若干解释》)第1条在内容上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使行政行为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因此，分类成为知识演化的路标。分类结构设计的精粗应当适应本国国情，分类标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往往也是不同的。每个人写文章时都被迫重新为这个领域建造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支持其理论的观察和实验，因为并不存在一套每位作者都必须被迫使用的标准方法或被迫解释的标准现象，在这些情况下，所写的著作不只是与他研究的对象对话，而且往往更多的是与其他学派的成员们直接对话。
分类研究最实质的意义在于它的实际运用的价值，而最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在于通过分类为行政诉讼找到行政行为可诉的范围、可诉性标准和可诉性条件。不同文化下有不同的分类。
裁量权是行政行为的天然特性，裁量本身就是定量的表现方式，但对裁量行政行为却缺乏进一步细化、具体化的定量研究。所谓各子项之和穷尽母项，就是各子项之和等于母项，即任何一个属于母项的事物都属于一个子项。
一个学科概念系统的完善与否其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概念的统一化程度。各子项应当互不相容和各子项之和须穷尽母项这两条规则主要是从行政行为的外延角度加以考虑，而每次分类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则是从行政行为的内涵角度来加以界定。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在目前的行政行为分类中，绝大多数表现为二项分类。是分类的关键技术性问题。行政行为的分类研究，不在于从表面形式上为分类而分类。
作为式的行政行为与行政不作为会对举证责任产生影响，不作为案件中原告必须证明自己曾经向行政机关提交过申请这个事实。固然，对各类不同的事物进行分类时，所依据的标准可以是互不相同的，但即使是对同一类事物进行多维分类，其依据的标准也是各有区别的。
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目前行政行为的分类主要是定性分类，进行分类时往往采取是否具备某一特征或某几个特征作为类性，很少有定量分类。
[12]2行政行为概念本身不是一个原概念，它自身内部还有众多不同层次、不同地位、不同功能的子概念。行政行为理论在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上连行政主体，下接行政诉讼，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它的重构不仅仅是行政行为理论的调整同样会牵扯到行政法学其他理论的构建，最明显的就是对行政诉讼相关制度的影响。
如根据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把行政行为分为可诉行政行为与不可诉行政行为。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1]简言之，《若干解释》采用的是广义型行政行为概念。4.对行政行为分类的目的影响了对行政行为的分类。
分类标准究竟采用哪些属性，是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要求来决定的。对行政行为而言，定量分析是进行法律效果评估、预测法律效果的核心方法，与此同时，定量分析能提高对行政行为争论的效率，使得争论双方找到争议所在，为争议双方找到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
同样，还有受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之间的界限都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二)行政行为分类标准及其功能 行政行为分类是以行政行为本身的某种或某些属性和联系为根据来进行的，由于行政行为本身的属性和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将事物分成不同的类别。
通常认为分类规则有三条：1.各子项应当互不相容。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法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注重形式主义与法条分析。
因此，必须借助分类的方法，才能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范式告诉科学工作者哪些实体存在，哪些不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实体如何活动。与二项分类相对的是多项分类。单一标准由于其适用比较简单，界限较为清晰，备受学者青睐，单一标准和多重标准在适用时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对于较为简单的事物适用单一标准为妥，而对较为复杂的事物适用多重标准比较适合。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在前范式时期，一般有以下特征：许多不同的理论同时竞争，对于同一种现象却有多种解释。两者的科学界定是正确把握行政行为性质，准确厘定行政行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界限，同时也是依法保障合法行政行为，建构违法行政行为责任体系，实现法治行政的关键。
对行政行为的研究和应用，属于两个有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范畴，必然会有重要的差别。违法行政行为则是指缺乏了合法行政行为要件的行政行为，表现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内容违法、程序违法等等。
(四)单一标准分类与多重标准分类 单一标准分类就是只据一条标准对事物进行的分类。我国大陆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研究，虽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主要是从分类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缺乏从逻辑体系角度的研究，因此出现了现在分类视角庞杂，多达几十种之多，却没有各种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或者逻辑体系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乱象，导致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紊乱。